中博小编 潘漢年，這個在中共情報保衛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當然，其一生最後的步伐也令人至今動容不已。作為一個文藝青年，他曾經參與領導瞭中共當時最具有思想先進性的文藝團體-左聯。作為一名特工首腦，他的傳奇可以說貫穿瞭整個戰爭年代。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組建和領導下的“潘漢年系統”（簡稱“潘系統”）。但不少歷史愛好者知道這個組織名詞，它如何產生的，常常會有混淆。
上海解放後，情報精英四人合影，左起劉少文，潘漢年，劉人壽，吳克堅
事實上，在抗戰前潘漢年作為中央特科的領導人之一，已經從事瞭長時間的中共情報保衛工作，但這期間他所領導的情報人員，情報關系和保衛行動人員都不能算是“潘系統”。
“潘系統”的建立已經全面抗戰爆發後的兩年後的事瞭。
1938年8月，身在香港的潘漢年在香港接到中央的命令，令他迅速北上，參加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於是，潘漢年日夜兼程返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開幕至11月6日閉幕，這個時長一個多月的六屆六中全會針對當時中共所處的國內環境，國際局勢，以及領導全國抗日軍民的各類工作確定瞭方針政策及其具體的組織措施，尤其是敵後工作作為中共在今後工作中的重點之一，而在這條戰線上，潘漢年以其在上海特科的經歷，在敵占區廣大的人脈，無疑成瞭中央指定的領導這條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選之一。由於撤銷瞭長江局，隨即成立瞭以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潘漢年負責的特情工作也成瞭南方局極其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之後，潘漢年並未馬上返回敵後，被留在瞭延安工作。
1939年2月中旬，中共最高層決定成立社會部，潘漢年參與瞭該部的籌建。
延安棗園中社部舊址
1939年10月，中社部於正式成立，由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長。李克農和潘漢年被任命為副部長。曾經在中央特科共同戰鬥過，又是上下級關系的康生，時隔幾年又成瞭潘的頂頭上司，此後潘在很長時間裡，是康生之下，參與領導瞭中共情報工作。
1939年9月，潘漢年因眼疾需要動手術，經組織決定，讓他到香港治療，順便巡視該地區的統戰和情報工作。到瞭香港，潘漢年即和一直在港活動的廖承志取得聯系，此後，他一面治療眼疾，一面協助廖開展香港地區的統戰工作。
1939年11月，潘漢年的眼病基本痊愈。中央指示潘漢年以中社部副部長的身份，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領導、指揮原在香港的各系統情報班子。
根據指示精神，潘漢年立刻新建瞭一個包括陳曼雲、梅黎、高志昂等精英分子組成的情報班子，又吸收瞭剛從重慶赴港的劉人壽、黃景荷，其夫人董慧（2人在延安成婚不久，董慧在當時可是一代富豪之女，真正名媛）也在這時候加入。
潘漢年，董慧夫婦
另外，潘漢年又吸收瞭著名實業界人士以及其傢屬子女和富有傳奇經歷的華克之（就是晨光通訊社刺傷蔣汪案的主謀，此時化名張建良。入黨介紹人即為潘漢年，廖承志）等得力的情報幹部，使中共情報工作的觸角深人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
華克之
此時，後來聞名於國共諜報系統的“潘系統”初具雛形。
在加強香港情報工作的同時，潘漢年又奉命著手組建上海的情報工作網絡。
1939年9月，他帶著董慧以及劉人壽、黃景荷等人，從香港乘船到達上海。
此時上海被稱為“孤島”，形勢錯綜復雜。這裡既是敵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場所，又是獲取各種高級戰略情報的重要窗口。潘漢年到上海後，化名蕭叔安（他去世的時候，墓碑上即是此名），為瞭便於偽裝，租用瞭百樂門飯店的上等房間作為掩護其活動的地點。當時，日偽警憲特務常出入這傢上海灘最奢華之一的飯店，跟對手玩的是“燈下黑”策略，即“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今天的百樂門大酒店
潘漢年在上海首先通過他在文藝界的老關系，劇藝社的地下黨員藍蘭和於伶與上海隱蔽組織取得瞭聯系，經過挑選和審查，很快編織成一個頗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報網絡。潘漢年利用電臺，可靠的郵政聯系、專職交通員遞送等方法，始終保持同延安、重慶、香港的聯系。
“潘系統”自此形成瞭閉環，成為一個獨立運轉，直接對中央負責，又極其有情報效率的情報組織。
潘漢年和老情報人員袁殊接上瞭關系。袁殊在今天被文學上譽為“八爪魚一樣的紅色特工”，他身份多樣，跨度之大，在國共特工中殊為罕見。而作為中共黨員，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正是潘漢年。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在上海靜安寺路一傢白俄咖啡館，會晤瞭潘漢年和王子春。潘、王兩人代表組織通知袁殊，組織上決定他參加情報系統工作，擔任中共的一名“前衛”戰士。潘交給他的任務是：逐漸在社會上褪去 “左”的色彩，變為灰色人物，然後再利用合法身份，深人敵人心臟，為中共收集戰略情報。
袁殊
1939年，潘漢年指示袁殊打入日本外務省的特務機構“巖井機關”。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巖井英一，此人是個中國通，曾任日本大使館情報主任，是一個以文職人員的身份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資深高級特務頭子。他名義上為副總領事，實際上就是巖井特務機關的機關長。
他的主要任務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組織文化輿論方面的宣傳活動，並收集有關的戰略情報。袁殊早在1933年就與他發生瞭情報關系。而且巖井把袁殊當作摯友。
在袁殊打人巖井機關後，潘漢年自己則以“胡越明”的化名，通過袁殊的具體安排，與巖井有瞭直接聯系。此後，潘漢年從與這位日本特務頭目的交往過程中，取得瞭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
1939年11月間，巖井派袁殊告訴潘漢年，要他為巖井機關搜集情報，並要求他做一個在香港開展工作的計劃。潘漢年決定利用這一機會，進一步擴大香港的情報范圍。具體做法是：利用巖井的關系作掩護，在香港辦一個公開的刊物，作為活動據點，定期搜集情報，並負責每半月向“巖井機關”交一次情報，但巖井須每月供給活動經費2000元和辦刊經費。換句話說，就是用巖井的錢，作為“潘系統”搜集戰略情報的經費；用巖井的關系，掩護我情報工作的開展。
潘漢年的計劃很快被巖井所批準。於是，一個以《二十世紀》為刊名的雜志，扮起“灰色”的臉寵，出現於世人面前。該刊由惲逸群任主筆，鄭禹森為助手，他倆都是潘漢年手下的老情報人員，從此，該刊編輯部就成瞭中共一個安全可靠的情報活動點。
據劉人壽、何犖（專職交通員）等回憶，在抗戰（二戰）期間，潘通過其情報關系包括從“巖井機關”獲得的重要情報有：“（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2）1941年6月13日潘從香港簽發的德蘇戰爭一觸即發，南方局早幾天亦有類似報告。為此蘇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3）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這是個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西調的事情，對國內的階級動向也很有關系。”
1945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敵占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瞭劉少奇，同時也表揚瞭劉曉和潘漢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通知中也說他在這個時期“為黨獲取瞭不少重要戰略情報，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
而給潘漢年造成後半生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這期間。潘漢年與李士群之間的情報關系。
二人也是老相識，都是中央特科出身。潘漢年在1939年春離開延安之前，就曾奉命要有條件地爭取和利用李士群，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上海的形勢更為險惡，中共隱蔽戰線所處的環境愈加惡劣，隨時都有被日偽特務機關偵破的危險。為瞭保證中共隱蔽戰線和“潘系統”的正常運轉，潘漢年認為自己有必要親自出馬，和汪偽特工總部的頭子李士群直接打交道，以便進一步觀察敵情，謀劃對策。
1942年2月的一天，潘漢年由袁殊陪同，來到瞭愚園路1136弄李士群的傢。弄內有10餘幢獨立的小洋房，聚集著中國一批頂尖漢奸汪精衛、周佛海、李士群等人在上海的傢。
經過多次周旋，潘漢年不僅將從事情報工作的關露安插於李士群身邊，自己還親自與李士群直接聯系，並通過袁殊、胡均鶴等與李士群聯絡的渠道，使中共的情報工作終於打人瞭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核心。在此，可嘆一聲關露先生的“夜從今日始，露從今日白”的坎坷。一代才女，不堪回首。
1942年4月，李士群又一次在上海的傢裡約見瞭潘漢年。會見時，李士群首先向潘漢年透露瞭敵偽即將在蘇北鹽阜新四軍軍部駐地進行“掃蕩”的有關軍事行動的計劃，希望新四軍方面有所準備。潘漢年對此表示瞭謝意。
1942年底，由華克之極力推薦，張子羽（即任庵）加入瞭“潘系統”，其從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潛赴上海，利用早年與周佛海相識，並為好友的關系，與周取得瞭聯絡。此後，張子羽經常出人於周傢，獲得瞭不少關於日偽方面高層情報。
據華克之回憶：“1945年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京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我將這個電報內容上報潘漢年。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使蔣方大為震驚。”
而周佛海（這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中國最大的漢奸之一）其下場是被處決，其子周幼海卻成為瞭中共地下黨員。
“潘系統”長期在敵占區開展各項情報、統戰，策反工作。涵蓋面幾乎囊括瞭對手所有方方面面，脈系之深，也是絕無僅有的。
